海派书画崛起靠什么
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须有“领头羊”,须有一帮天才,须有合宜的契机、环境。清末民初之际兴起的“海派书画”,当然也不例外。那么海派书画崛起究竟靠的是什么? “海派书画的崛起依靠的是商品经济的杠杆。”“海派书画的兴起和繁荣,是和现代都市经济及工商文明相对应的艺术现象。”新近出版的《海派书画——百年辉煌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经济形态》一书,对此给出了明确的回答。 “当时的上海,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公寿、伯年最为杰出。”(《寒松阁谈艺琐录》)“公寿、伯年”即胡公寿、任伯年。史料显示,1878年,39岁的任伯年润例是每尺约3圆,一张四尺画约12圆。当时一块银圆约相当于当今人民币85元,而当时一斤上白米是1.8分,一个五口之家的月生活费在20圆左右。可见任伯年已经相当富裕。这也反映了当时海派书画家普遍的经济状况。 海派书画当年的市场运作方式、画家收入情况等,在以往对海派书画家的研究中,往往是被忽略或遗漏的。尽管有研究某些海派名家的著作,但往往研究方法和观点雷同,缺乏对特定历史背景及时代氛围的阐述。本书作者王琪森在撰写此书时,注重从历史背景、经济结构形态和海派大文化圈这三个角度切入。 1912年是海派书画的重大转折时期。那一年,上海汇集了一大批前清高官,其中有帝师太傅、大学士、尚书、总督、巡抚、布政使,如陈宝琛、沈曾植、张謇、陈三立、朱祖谋、康有为、曾熙、李瑞清、张元济、郑孝胥等。这些高官名臣、硕学鸿儒在上海完成了从封建末代官吏到近代书画家的身份转变。他们已不是像任伯年、蒲华、虚谷那样的民间画家,而是名流中的名流,一出山就大大带动了海派书画的市场行情。 第二代海派书画代表人物吴昌硕,便是这一年定居上海。10年后,吴昌硕重修润格:堂匾三十两;楹联三尺六两、八尺八两;横直整幅三尺十八两,四尺三十两,山水视花卉例加三倍;刻字每字四两……每两为银圆1圆4角。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每月收入为600银圆,吴昌硕书画收入远远超过北大校长及教授…… 不必再罗列了,上述事例表明,海派书画家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富庶,不仅为他们创作提供了丰裕的物质条件,而且使整个流派的艺术创作呈现强劲势态,从而使海派书画成为当时全国的中心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