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文学性与画家的个人学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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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文学性与画家的个人学养
中国画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其文学性,它是一门“综合”艺术,要诗、书、画、印四才俱备、俱佳乃至俱优。要想成为好的中国画家,必须有很高的个人学养。近代著名画家、诗人吴湖帆先生曾给张大千建议:“要把精力花三分之一在书法,三分之一在诗,三分之一在画,如专门一心作画,没有其他的修养,总有缺陷之感。”潘天寿先生曾教诲学生:“利用时间要三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一分其它。”
以诗文丰富画面。古希腊诗人曾说,画是无声的诗,而诗是有声的画。虽然诗和画两者的本质并不相同,但诗与绘画都是人类藉以表达情感的媒介,有着相通的艺术效果。“如诗如画”、“诗情画意”就是中国人对诗画相通和美妙之处的最好表达。中国诗歌与绘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发挥自身的艺术优势,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郑板桥的一幅普通的竹图,因为有了“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从而创造出令人荡气回肠的深刻意境。因杜甫于每一诗皆全力以赴,故其题画诗特见精彩。现传《杜工部集》中有题画诗18首,包括画山水、画松、画马、画鹰、画鹃、画鹤、画佛等题诗,把画面的视角形象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极富诗情画意。在画中题诗是为了补充画面笔墨未尽之意,但也要顾及到画面艺术形式的变化和完美,诗与画的结合要融洽,使读者获得丰满的思想感受和审美乐趣。
以诗的胸襟作画。当代著名书画家李苦禅先生说:“要以诗词歌赋的胸襟去作画,不是仅仅会在画上题诗就算有文学修养了。”“文人画高就高在以诗作画,以文采领画。”想以文采领画以诗的胸襟作画,就得努力去学诗读诗了,不要总是照抄古诗文,应自己做一些诗文力求表现当代人的思想情怀。有时看到一些画家画出的画还可以,但加些雷同的古诗上去,让人没了想像力。书法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好的诗文要通过用书法艺术表现在画面上,并且与诗意画境和谐统一、相得益彰。作为好的书法作品,我们不仅要看字意和技艺,重要的是要把作品当作一种艺术形式去感觉、体验、认识、想像。在中国的艺术史上,没有不善书法的大画家,而且一些大画家就是著名的书法家。善画工笔的宋徽宗独创了瘦金书;善画竹的苏东坡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赵孟頫 、董其昌、吴昌硕不仅是大画家还是大书家;徐渭、唐寅、陈淳、八大山人、郑板桥、黄慎也都是著名书家,董其昌更是把书法运用到绘画中的大家。印作金石气灼灼。印章在绘画作品中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作者对作品的印证,还可以调整构图,补充章法使整体和谐统一,丰富作品的内涵、色彩,增加作品的层次。印章虽小但种类繁多名称不一,但要真正学透了也并非易事。吴昌硕一生擅长写石鼓文,他治印虽初学浙派、邓石如、吴让之和赵之谦,但最后独特风格的形成乃得力于用石鼓文笔意融入汉印,他所刻印章极富浓厚的笔意墨趣,加上他吸取了汉砖瓦文字、汉封泥印的残破效果,故印作金石气灼灼逼人,以苍劲雄浑、豁达豪放、具有大写意特征的风格著称于世,世称吴派。齐白石的篆刻最初从浙派入手,又受赵之谦、黄牧甫、吴昌硕影响,他的印风粗犷、汪洋恣肆,喜用单刀侧锋冲刻,多具汉将军意的急就趣味,与其大写意花鸟画融为一体;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称齐派。可见,治印和书法、绘画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书法和绘画直接影响到了治印的特点。
诗、书、画、印各自有独立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素质,所谓融为一体并非拼凑,其神其貌应达到对比中的高度统一。绘画和写诗一样,不是单纯地去再现客体简单地复制物象,而是对客观题材的深入挖掘,将作者的价值理想和情感最大程度地外化,将作者内心情感世界和大自然的精髓融为一体。不同的生活阅历和精神世界,则决定了绘画作品的具体内容。一幅优秀的书画作品能恰如其分地抒情达意,这不仅赖于作者深厚的笔墨功夫,还要有广博的学养和自身的修养。苏东坡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把读书的好处描绘到了极致。唐贷也说“立身画外,存心画中,泼墨挥毫皆成天趣,读书之功焉可少也矣。”明代著名书画家唐寅青年时向画家周臣学画,但他的画名很快就掩过了老师。别人问周臣原因,周臣说:“我没有他读的那五车书啊!”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到学识对画技潜移默化的作用。依我之见只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才能“胸中脱尘去浊,丘壑自然内营,立咸鄄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学好书画,重要的在于做人。学书之人,不但要学书,而且也要学做人,人做好了,书画自然也会上升到一种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