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以画印证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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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前言中写道:“石鲁是一位具有独特气质、富于创造精神和力量艺术家,他的独特气质和创造精神来自于他的有一定背景的家庭出身及叛逆而参加革命的经历,来自于他的自觉认同于时代而又独行特立的思考精神,来自于他多才多艺和富于天赋同时又勤于学习和创造的品质。他的艺术成就如同他的人生经历一样,在闪烁着璀璨光耀的同时令人为之揪心和扼腕。”
王璜生先生的这段话,犹如石鲁先生的弟子、画家李世南先生草草几笔勾勒出的《石鲁印象》那幅画,将石鲁这位艺术大师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石鲁的一生惨烈而孤绝、顽强而奇峭、浪漫而悲壮,给人留下了人生与艺术、性格与命运、个人与社会等诸多值得反复思考的课题。
从四川到延安
石鲁,原名冯亚珩,1919年12月生,祖籍江西景德镇,明末清初前往四川仁寿县。15岁的亚珩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系统的中国传统绘画及西洋绘画的教育,不但悟性极高,而且表现出异常出色的自学能力。后又入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学系,此时,冯亚珩身上的反叛性格及宏大人格在知识的推助下,凸显出来了:他并不停留在绘画艺术上,他开始思考国家民族命运等宏大问题。
当他还在选择徘徊的时候,他在一本小册子上读到了一篇《毛泽东自传》,当时就被毛泽东的传奇经历吸引住了,毛泽东的气魄深深地迷住了冯亚珩。他向家里要了第二学期的学费100银元,却没有去上学,而是悄悄收拾了行李,瞒着所有人,向北,辗转翻越秦岭山脉,到了西安。他想去陕北,找毛泽东。这一年,他20岁。一直到次年即1940年,他才到达陕北,进入陕北公学院学习,后来又进入西北文艺工作团工作。这一年他改名石鲁——因崇拜石涛和鲁迅之故。石鲁的具体工作是文工团的美工,为话剧、秧歌剧等画布景,天性使然,他就在这种工作中也发挥着自己的创造,他深深知道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是什么。
1945年,石鲁离开文工团,调入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从此成为专业美术工作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30岁的石鲁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并参与筹建西北美术领导组织的工作。两年后,在西北美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他以最高选票当选主席。但石鲁却极力推荐一直居住在西安的著名画家、民主人士赵望云先生担任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自己高兴地做副主席兼西北画报社社长。这是他和赵望云先生良好合作的开端,成为一段流传至今的文化佳话,成为至今影响美术界人士如何看待名利地位的明镜。这还使得陕西画坛的主要健康力量迅速凝聚,为日后长安画派的兴起和成熟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转战陕北》命运转折
在整个50年代,石鲁的艺术事业蒸蒸日上。他多次外出写生,并重新开始专著于水墨画的创作与研究。石鲁的艺术天才得到了空前的迸发,他除了深研中国画以外,也在年画、油画、版画等方面作出了惊人的创造。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中,许多人第一次发现了石鲁作为艺术大师全面而深厚的艺术修养,他样样都会,样样都通,样样能精。他的作品中,轻易地给美术史研究者提出难题,原来许多美术史上煞有其事的所谓学术问题,在他这儿,早早地都在实践和解决当中。
读书、创作、研究,成了石鲁这10年的主要生活。慢慢地,“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思想清晰地形成并确立了。
1959年,石鲁40岁。这一年,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文化部组织一批优秀画家到北京集中创作,为刚落成的重大建筑创作一批革命历史主题绘画。石鲁住在齐白石纪念馆,在这里,他创作了著名的国画《转战陕北》。
《转战陕北》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人物画和山水画的区别,它是人物画,人在画中所占比例很小;它是山水画,却明明表现的是人。石鲁以宏大磅礴的气势,表现了他曾经记忆中的毛泽东从容地转战陕北黄土高原的情景,这个纪念碑式的惊人构图,联想恢宏而奇特,画面色彩辉煌壮丽、刀劈斧砍一般的色块结构,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壮美的诗化抒情性,给人们的想像留下了空间。至今仍是美术界研究和品味的不朽之作。他同时还创作了著名的《延河饮马》,以没骨水墨技法表现山水,含蓄而细腻。这些革命历史主题绘画,并不是简单的图解主题,而是石鲁以豪放为基调、兼顾婉约的浪漫主义美学境界的外现。即他已经不是政治宣传意识,而是艺术抒情。石鲁进入了他的艺术全盛时期。
然而《转战陕北》并没能在国庆十周年的大展中展出,石鲁遭到批斗。《转战陕北》和后来的大画《东渡》,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从此无尽的苦难折磨着这位伟大的艺术家。
《东渡》之后
5年后的1964年,为迎接国庆15周年,石鲁抱病创作了大型革命历史主题绘画《东渡》,作为《转战陕北》的姊妹篇,石鲁这一次的创作,在艺术手法上表现得更为超前,无论从构图还是手法,都让人为之震撼——俯瞰黄河之上,一船的船工和战士烘托下的毛泽东的背影,坚毅而高大,激流勇进,一往无前,人物形象如铜浇铁铸一般。不料,当时的政治气氛已经开始发生可怕的变化,石鲁从此开始了至死的悲惨命运。《东渡》也没能送往北京参展,后来,这幅3米×5米的大画下落不明。人们至今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上,看到的只是《东渡》的草稿和色彩稿。即便是这样,草稿和色彩稿,至今仍散发出强劲的力量,其英雄的气概仍能从画面上流泻下来,感染并唤醒着参观者。
在不堪忍受的岁月里,石鲁的精神时而正常时而癫狂。无论在正常和癫狂中,他那已经艺术化了的思想和精神丝毫没有停滞,更没有倒退。反而以另一种精神状态,探索到了艺术世界里常人难以企及甚至难以想像的境地。在“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中,有许多那个年代石鲁的作品,怪异而神奇的符号与线条,给人以深远而诡秘的想像空间。其手法极端工细又极端写意,两者是那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处处不和谐最终构成了和谐之美,让人叹为观止。
他无论书法和绘画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升华式的转化。面对苦难,石鲁有一种本能的自我化解能力,他多次画《兰花图》,落款都写这样的词句:“兰之香也,不食肥土”、“兰宜乎瘦土”。石鲁的大智慧和高境界,于此可见。
“不甘心死去”
他想做许多事,有创作的计划,有教学的计划,有办一个大学专门讲授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计划。然而,长期遭受的非人摧残,夺去了他的健康。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在缺席的情况下,他当选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不久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与中国美术馆联合主办“石鲁书画展”,这一年他60岁,这是他第一次举办个人画展,也是他生前惟一一次个人画展。展出了石鲁230多幅不同时期的代表作,那幅给他带来命运转折的《转战陕北》悬挂在最引人注目的墙壁上。展览好评如潮,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有分量”的一次个人画展。
就是这一次个人画展,画家石鲁这位艺术大师,却躺在千里之外的医院病床上。
1980年,《石鲁书画展》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巡回展。石鲁本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开始了他被中断了20年的《学画录》的续写和修改工作。
1981年,陕西南部大水,石鲁在刚刚成立的陕西国画院,为赈灾画了一幅大幅《荷花图》,成为他的封笔之作。之后长病不起。
1982年8月25日下午,一代艺术大师石鲁病逝。临死前,他对夫人说:“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没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纸还没有画……”
直到今天,人们在观看“于无画处笔生花——石鲁艺术大展”时,许多人还由衷地产生一个20多年来时常萦绕在石鲁的家人、学生和美术界的渴望:假如再给他10年、20年生命,多好!
石鲁之子石果说:“有后来的美术评论家惋惜石鲁由于早逝而成为一代‘夭折的大师’,岂不知石鲁是以其勇于殉道的超凡激情而夭折,才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英雄。这种事实和意义提升拓展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精神境界,由此以后,中国绘画艺术的巅峰增加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人生的精彩与艺术的精湛上,单一的取巧将显得单薄。画是一种印证,但只有在印证了人格的丰厚与纯粹的时候,画才有价值。”